By Robin Harding
世界注定要陷入泡沫、金融危机和货币崩溃的无尽循环。至少，这是与会各国央行行长在Jackson Hole会议上所体现出来的。
他们对国际金融系统的讨论均打上了接受现状的宿命论痕迹。尽管非常规货币政策取得了成功，以及最近的金融监管也有所升级，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方法，而这意味着未来将发生新危机。
实际上，问题正在变得更加糟糕。自旧的固定汇率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崩溃后，世界就习惯了国际金融的三角悖论：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货币政策。大多数国家选择了控制本国货币政策和浮动汇率。
但是，伦敦商学院的Hélène Rey教授认为：
信贷和资本流动（由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的全球性周期意味着，即使一国采取浮动汇率，它也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个三角悖论陷入了困境。
一国的选择是：要么实施资本管制，要么让美联储接管本国经济。
他建议，采取针对性的资本管制、严格的银行监管措施和国内政策以控制信贷繁荣。
实际上，这个建议的效果不好。它要求全球所有国家自律的应对不断变化的资本流动。即使这种政策有效，它引发的波动性也将令该国的经济成本上升。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雷曼兄弟5年前破产后，建立国际金融新系统的呼声和愿望上升。但随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Robin Harding称：
国际金融系统存在漏洞。一方面是，贸易盈余加剧世界的不平衡性。领袖国家不能利用一个机制来迫使一国降低贸易盈余。例如中国，它拥有巨额盈余，并促使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并引发了金融危机。但另一方面，维持贸易盈余是明智的，因为当资本外流的时候，没有国际央行可以依赖。
另外，在国际金融系统内，一国不能把美元当作单一的外汇储备。当金融危机发生后，市场就会出现美元短缺的情况。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短缺情况只会变得更加严峻。
Robin Harding提出的解决方式是，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建立一种国际储备资产，各国的货币均以此定价，并惩罚持续盈余的国家。
金融危机后，联合国、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甚至中国央行行长等均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建立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最基本的第一步是，扩大IMF资源，并让新兴市场国家拥有更多的投票权，这样它们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帮助。但是，这在之前遭到了美国国会的阻挠。
现在，实施这种改革的机率高于几十年前。虽然只是暂时的，但是金融危机确实已经降低了全球的不平衡性。中国不再需要立即大规模降低盈余。金融危机也给美国上了生动的一课，让它明白作为储备货币的缺点。
自金本位体系崩溃后，世界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现在是时候做出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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