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中国深圳的一个巨大厂房内，近二十五万名工人正组装着电子设备准备运往西方市场。而组装电子设备只是富士康公司的业务之一。富士康为苹果及其它品牌制造产品并在中国各地聘用了近150万名工人。而在美国，此类企业已成为由廉价外国劳动力所带来的经济威胁的象征。然而，中美两国的劳工却面对着相同的问题：他们从最近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少。
如下图所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劳工阶层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在若干国家持续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测算，在20世纪90年代，劳工所获收入占社会总体收入的66%；而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该比例下降至62％。此种类型的占比下降理论上不应发生。最近数十年来，经济学家们认为国民收入中流入劳工阶级的比例与流入资产阶级的比例应总体保持稳定。而今天，学术界开始怀疑此种假设是否仍然有效。
下降的劳工收入比例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将不再是薪酬上升的基础。相反，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大量归于资本所有者拥有。而在劳工阶层中，"富裕的打工仔"的情况远好于其他劳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即使劳工阶层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但薪酬最高的1％的劳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却出现上升。
美国工人经常将此种现象归咎于贫穷地区的廉价劳动力。爱丁堡大学教授Michael Elsby等学者在近期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工人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们计算出美国有多少个行业面临来自外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并与各行业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总体收入中的占比下降程度相比较。他们发现，行业对进口产品的依赖越大，劳工收入占比出现的下降幅度越高。过去25年中，美国劳工收入占比下降了3.9个百分点，而其中3.3个百分点与富士康一类的企业有关。
然而，贸易原因无法完全解释美国及其他地区劳工所面临的困境。在过去二十年中，即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工们也非常艰难地获取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此类现象则应归咎于技术的发展和革新。例如，富士康正积极扩展其厂房内的电路系统。同时，该公司表示明年将新进约100万名机器工人。
更廉价且更强大的生产设备，例如机器人和计算机，将帮助企业自动完成越来越庞大的生产任务。芝加哥大学教授Loukas Karabarbounis和Brent Neiman在他们的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投资货物（investment goods）的成本在过去35年内下降了25％ ，这使企业愿意使用软件以替代劳工并导致劳工收入占比下降了5个百分点。在投资成本大幅下降的地区和行业中，劳工收入占比的下降幅度相对更大。
除自由贸易外，Elsby教授等学者同样认为，在进口总额大幅上升之前，即20世纪80-90年代间，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增幅高于劳动报酬增幅。劳工间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近几十年来，需要中等技能劳工的工作在就业市场中的占比急剧下降。而需要高等或低等技能的工作数量及比例持续增加。麻省理工学院教授David Autor等学者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及自动化设备的广泛运用削减了相当数量的中等技能职位。相比之下，直至2000年，贸易才成为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贸易和技术发展或许只是为了顺应相关劳动法令的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欧洲有着严苛的劳工法令，欧洲劳工享有很高的收入占比。西班牙和法国的劳工收入占比曾高达75％和80％。而在1980年代，劳动力及商品市场自由化风潮席卷欧洲，劳工收入占比大幅下降，而私有化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
这种趋势可能将驱使政府施行新的劳工保护措施并支撑劳工收入占比。然而，此类调控可能反而导致失业率上升或推动工业企业更快地向全面自动化转变。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工资水平上升，贸易对此产生的影响可能日趋降低。但对企业而言，工资上升也将加速自动化的推进。
加快技术变革和提高生产率能够快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然而，如果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收入增加对劳工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提高生活水平这一愿景恐怕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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