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对中国和日本来说都是经济改革的启动之年。虽然中日关系因领土和历史问题不断恶化，中日官员甚至已经发展到在外交场合针锋相对的地步，但当代国家间角力胜负的关键并非在口头上，更多应该得看国力的发展——也就是国内体制的竞争。农业改革可能就是关键的战场之一。
虽然日本早就已经是发达国家，但日本的农业仍遗留着严重的"小农经济"影子。去年上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出的"安倍经济学"改革方案中，农业改革就是一个核心内容。
与日本类似，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要摆脱"小农经济"的遗留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显已经不适合现代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虽然过去几年"三农问题"垄断了红一号文件，但农业的体制改革仍未见突破性进展。
中日都急需实现农业改革，来给经济注入"强心剂"。所谓农业改革，就是要释放农田的生产力，同时释放农民的生产力。中日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已经成为了约束农业甚至经济发展的障碍，必须建立一个制度，让农田良性地聚集在一起，实现规模化经营，这不单增加了农田的生产率，还提高了农民的专业能力，释放闲置的农村劳动力。
在日本，农民长期受到政府的补贴，同时农民在东京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然而，现在日本的农业问题可能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第一，现在日本典型的农民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而其后代已经放弃了农业；第二，日本正在就加入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贸易协议进行谈判，而农业补贴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三，日本劳动力人口不断萎缩，急需解放农村的劳动力。
日本农业改革委员会主席Takeshi Niinami正在建议安倍，削减对种植大米农户的补贴款，同时建立土地银行，把零碎的农地整合成大片的农地，那么企业就可以租用老农民闲置的农地。安倍去年12月曾表示，农业部门的改革是最困难的。鉴于法律的障碍，土地银行只能今年在特区试点。
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更复杂了，可以说，日本农业存在的问题中国几乎都存在（没有补贴问题，过去一直是农业补贴工业）。最关键的是，中国农地的产权问题一直模糊不清。在去年的三中全会上，确立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方向应该是农村土地问题改革的突破口。
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首先必须让土地的使用权流转起来。土地信托可能是其中比较可行的方案，按路透报道，土地银行能很好解决集体所有制留下的问题：
"通过信托制度，让农民既成为（土地）财产持有者，同时又能够摆脱土地的束缚，让专业机构和'能人'来经营土地，才能够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并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首先是财产权信托。财产权信托相当于农民通过合同的方式将土地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就有责任帮助农民利益最大化。
"财产权信托的核心在于确权对象不再是土地，而是凭证，即确权农民的土地财产规模，而不是哪一块具体的土地。用信托凭证的方式，让土地财产信托化、证券化。"
本月，负责首例土地信托的中信信托已经引入了德国的高新科公司拜耳在安徽宿州建立果树和蔬菜解决方案示范园。
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城镇化是相互的，中国希望解放农村的劳动力，但过多的失地人口流入城市又会造成社会问题，所以，还有一个方案是土地换城市社保。
据报道，最近农业部还将推动落实利好家庭农场政策措施，据农业部农村经营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介绍家庭农场可能更为适合中国的国情：
家庭农场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实现规模效益，但绝不是越大越好。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土地经营规模过大会影响土地产出率和农民就业，不利于农业增产、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依据自然经济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确定本地家庭农场的规模标准。以粮食生产为例，安徽提出集中连片规模应在200亩以上，重庆提出应达到50亩（一年两熟地区）或100亩（一年一熟制地区）以上，江苏提出100-300亩为宜，上海提出100-150亩为宜。
看起来，中日都在摸索农业改革之路，而区域性试点就是克服推进改革困境的"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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