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政府多次提及就业，它已成为政府决策的核心变量。市场关心的是当GDP增速降至7%，就业形势会不会明显变差，进而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经济增长的就业底线在哪里？未来多年实现充分就业为何要依赖服务业？
海通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姜超认为中国就业与增长正在脱钩，充分就业所需的GDP增长底线低于7%。
就业与增长正在脱钩，体现在近年来 GDP 增速与就业指标的背离趋势中。2011 年经济增速下台阶以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和"全国职业求人倍率"均不降反升。2013 年的 GDP增速已经下滑至本世纪来的最低点，但 2013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 1310 万人，远超 900万的目标。
2014年1季度求人倍率（岗位空缺/求职人数）为 1.11，环比和同比均上升 0.01，城镇新增就业344万人，略高于去年同期，均显示就业状况稳定甚至略好于去年同期。 （见下面两幅图）
为什么就业和增长出现脱钩现象？表面上看，是因为单位 GDP 增速吸纳的就业人数自02 年出现了明显的抬升。2002－07年，单位GDP增速吸纳90万左右的就业人数。而到2008－10年，升至110万人左右。2011年以来更是骤升至130万人以上，2012年和2013年更是分别达到164万人和170万人。
以单位GDP增速吸纳150万就业的保守假设来看，7%的GDP增速将会创造1050万个岗位。如果做偏中性假设，从2010年以来单位 GDP 增速吸纳人数不断上升的情况来看，7%的增速创造 1200 万个岗位是比较可能的，明显超过 14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00万的目标。因此，就业并不会是GDP增速适度下行至7%的障碍。
中国就业不易失速的另一大原因是劳动力供给中长期偏紧。
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1年达到9.4 亿人最高值后开始下行，2013年已降至9.35亿人。同样，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逐渐下降，已从 2010年的70.1%快速降至2013年的68.7%。据社科院教授蔡昉（2013）的估算，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降至9.1亿人。
另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及教育和收入水平提升等因素，劳动参与率会呈下行趋势。2002年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从 2002年的75.6%降至2012年的 69.7%，降幅近6个百分点。2012年，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63%、59%、60%和61%，中国也可能会追随发达国家的步伐，劳动参与率逐步向 60%靠近。
因此未来多年，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双双下滑，将造成劳动力供给紧张，这就能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经济下台阶后，劳动力供需趋紧，表现为全国职业求人倍率等指标不降反升。
日本和韩国在经济下台阶时，并没有像中国这样面临的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转型期时，劳动力供给相对宽松是失业率略有抬升的重要因素。假如当时劳动力供给偏紧，即使经济下台阶，失业率可能也不会抬升。日韩经验彰显了中国当前面临更为严峻的劳动力供给偏紧的形势，就业状况并不太值得担忧。
按照今年高校毕业生数达727万，新进城农民工人数保守估计 433 万人，2014 年原城镇就业人数减少达 140 万-300万人。2014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为 860-1020万人。
而在需求端，按照1单位GDP增长能创造近 150 万岗位的保守估计，在不出现大的意外风险冲击的情况下，7%就能创造 1050 万人的劳动力需求。
因此让新增劳动力充分就业的 GDP 底线应该是低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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