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末，中国政府频频出手，力度空前：11月初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全面深化改革相关决定，涉及多达60项任务，一个多月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部署了6大任务。一系列新举措体现了决策层的改革决心，但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非执行董事长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整体来看，中国政策不一致的风险已经显而易见。
罗奇指出，本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重心是推动倾消费的结构再平衡，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任务还体现了一种策略上的重心：保持增长稳定。
既然战略与策略之间、也就是长期改革和短期增长的需要之间可能要权衡妥协，中国的决策者能否真实现所有的目标？
这样的妥协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中并不鲜见，而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以坚定地着重战略目标闻名于世。
即便如此，本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和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形成新的紧张关系，这令人又一次质疑中国是否也会在长期和短期需要之间做出折衷抉择。
十二五计划首次提出了以消费与服务业为导向的再平衡，三中全会的决定也予以支持。这意味着中国的GDP增速会低于1980-2010年10%的年均增长水平。
但增长放缓未必是坏事。服务业每单位GDP需要的工作岗位比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多约30%。
所以，如果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经济的主要动力，就可以在7-8%的GDP年增长水平下实现重要的吸纳劳动就业目标，因为服务业可以迅速创造就业、降低贫困率。
对中国而言，再平衡与减慢增速如影随形，它们会带来其他好处，包括资源需求不那么密集、能耗增加的势头受到控制、环境污染治理和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都会有进展。
但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未能考虑到这种战略产生的增长下滑，反而侧重于在宏观方面对"积极主动的财政政策与谨慎的货币政策"给予必要的稳定支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定论以来，投资者一直在讨论明年的增长目标，有人怀疑，是否最近的政策行动意味着明年会放慢向7%靠近的速度。
这个答案将会在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期间公布。
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注于近期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微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对近来中国短期融资市场的"钱荒"威胁只字未提。
而这样做偏离了战略转移现在需要的经济再平衡重点。
实际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6大任务大多与战略再平衡的要素关系很小，甚至毫无瓜葛。它们看似与倾向消费的结构调整并无关联。
6大任务之中，只有两项符合三中全会的战略规划：
1、增强社会保障，它与三中全会提出将国有企业30%的利润分配给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等社会安全网项目一致。
2、强调市场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消除过剩产能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它符合三中全会的转变为基于市场的消费社会这一目标。
罗奇认为，所有这些正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它体现了中国制定经济政策的陈腐方式：无数提案、运动、目标充其量只是关系疏离，常常都因为内部不统一而含糊不清。
需要一种新的方式，中国的经济政策框架要做出三大重要改变：
1、中国政府需要更明确列出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即公开透明地展示优先级别。
如果为多个平台——五年计划、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目标列出了各不相同的执行日程，应该不失为混淆方向和可能彼此冲突的解决方法。
2、应该淡化整个经济体的增长目标。
这样的目标沿袭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传统，这样的遗风与领导层强调市场"决定作用"的新侧重点有冲突。
3、需要将战略要素与稳增长的客观条件区分开来。
前者应该是新一届领导人改革的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已经确立了这些任务。
后者应该由一家独立的央行负责，这家央行要为货币政策负起主要责任。
罗杰最后指出，中国决策者以往都侧重于长期战略，这样的倾向也帮助他们过去发展经济时成功地披荆斩棘。
而今，中国的领导层制定了旨在维持非凡成绩的新方针，他们应该尽快行动，让自己的政策日程更一致、更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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