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三中全会上，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确立了"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此外，为了保证平稳的推进改革，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处理改革问题普遍适用的"底线思维"思想。对于中国房地产问题，应该如何利用这两大思想来推进改革呢？不妨简单地分析一下。
"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长远目标即意味着，逐步打破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去年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到了集体土地流转的问题，为了逐步打造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民享受更多财产性收入。然而，这必定会冲击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根据"底线思维"，金融市场是绝不容许爆发系统性风险的。而中国金融系统对土地和房子这种抵押品的依赖，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单地方政府得依靠卖地收入来还本付息，土地和房地产价格还是保证大量银行贷款和各种金融产品质量的支柱。这意味着，如果地价房价出现大跌，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是存在极高可能性的。
以上两点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改革）被夹在了两大指导性思想的中间。市场化改革要求政府让利，同时引入更多的供应（比如说各种保障房，这本质上已经成为打压房价的因素，要注意，三中全会给市场带来的集体土地流转预期，可能也是最近房价降温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底线思维"又要短期内保证地方政府的收入，保证地价房价不大跌，这意味着如果要让改革成功，未来中国房价的可波动范围将非常的小（特别是过去几年飙涨的一二线城市房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房价将使新一届政府推进城镇化计划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而该计划被认为是维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
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改革）将是一个极为难拆的局。然而，从李克强总理自信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很可能已经想到了破解之法。
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曾经说过，在一个存在泡沫的市场里，如果资产价格不再上涨，其必然下跌。这意味着，鉴于中国房价存在"泡沫"几乎已经是所有人的共识，按照谢的逻辑，要让房价保持在当前水平不上不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在市场机制中，谢的理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然而幸运的可能是，中国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可能意味着，稳定地推进中国房地产业的改革并非不可能。
推进中国房地产市场改革的关键因素可能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并非一个供求结清的市场。因为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供应和需求两端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比如说限购措施压制了需求，抵押贷款的政策影响着需求，房地产贷款的政策影响着预期，地方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维持土地供应的垄断地位，预购房的安排，影响各种购买和转卖的税费，甚至影响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按照惠誉的说法，最简单的，如果中国政府全面放开限购，需求将会飙升。对供需两面强大的影响力意味着，中国政府有很大的空间调控房价。
有人可能会质疑，那为什么过去几年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并没有成功打压房价呢？从本质上来说，过去几年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中，中央政府并没有下狠招，与害怕房价上涨相比，中央政府可能更害怕地方政府收入断流，基建项目烂尾，拖累经济增长，因为高房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分税制改革以后长期累积的矛盾，当然，地方的利益集团也一直在其中推波助澜。
因此，要推进房地产市场的改革，首先必须打破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房地产价格之间的恶性反馈。而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理应是系统性问题，是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权责不平衡长期累积下来的矛盾。看起来，中央已经开始推进财税改革，在营改增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制度可能很快就要调整。另一方面，归属地方政府的房地产税也在不断扩大试点范围。
对普通人来说，房价的高低意味着买不买得起房子，但从宏观经济的层面上说，鉴于土地买卖并非生产性的活动，其本质只是政府和买房者利益转移的过程，这令房价成为中国当前生产关系中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改革和化解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土地改革、城镇化计划、收入分配改革、更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甚至政府职能转变和反腐问题，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好就是一盘大棋局，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同时实现多个改革目标，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思路，统筹兼顾，看起来不是简单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
有人可能会质疑，任何改革的过程都应该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然而，这套理论在西方可能是适用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已经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博弈规则，但对于中国来说，大概并不适用。要打破中国的现状，利用权威推进改革是必要的，这可能并非历史的倒退，用权威打造一套博弈的规则，然后毁灭这个权威，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那么，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曙光在哪呢？首先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房地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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