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市场已重归"非理性繁荣"，而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步伐仍是既不平衡又缓慢。然而，从长期来看，对欧元区构成最大威胁的并非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
5月欧洲议会选举出现了极端现象，许多国家的中间派纷纷失利，极端政治势力成为了大赢家，比如希腊的极左政党、法国的极右政党、西班牙的右翼势力都在本国的欧洲议员选举中获得了更多的选票。
由此体现出的广泛的反欧盟主义将使许多（欧洲）政府推行削减赤字和进行结构性经济改革的计划变得更难，而且也不利于欧元区进一步一体化。
而来自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抵制，可能影响欧洲央行应对通缩风险的能力。尽管该行已宣布存款负利率、刺激银行增加放贷等宽松措施，但德国仍担心低通胀可能会使得欧洲央行采取像美联储和英国央行那样的手段: 大规模购买资产。
眼下，德国满足于通过自身健康的金融市场去投资基建或减税刺激内需以抵消欧洲经济调整带来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欧盟领导人和欧洲央行在恢复市场信心上可谓不遗余力：从金融援助基金到更严格的财政纪律，从统一的银行监管机构到成为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
然而挽救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政治意愿正在减弱，尤其是在需要获得国内民众许可去改变欧盟监管条约时。
法国经济学家 Jean Pisani-Ferry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出版的一本书中表示，欧盟领导人不愿进一步放权欧洲央行，并且希望避免那些会影响欧盟一体化的争议。
他在书中写道：
在应对欧元区危机的战役上，各国内部已经分化了。政治家们采取的行动越少，造成国内政治问题的概率也就越小。
对欧元持"怀疑论"的政党及"反建制"党派在5月欧洲议会选举上飙升的选票只会加强政治家们的这种"惰性。
诚然，欧元区经济已有所改善。即便是像末日博士努里尔·鲁比尼这样预计欧元区会分裂的评论家也承认，过去两年欧元区的处境得到了改善。鲁比尼在巴黎的一个会议上告诉莫里斯·阿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金会，"当然，欧元区的许多事情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的理由是（欧元区）更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和福利制度的变革，以及部分成员国竞争力的上升。
除了希腊和塞浦路斯之外，被救助的国家都重新获得了全面在金融市场融资的能力，即便是希腊也能够发行5年期国债了。随着投资者重回欧洲市场，西班牙10年国债收益率已低至美国和英国的水平了。而三年前，西班牙还接受了欧盟430亿欧元（约587亿美元)的救助以重整起脆弱不堪的银行系统。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在最新的一份题为《向增长前进》（"Going for Growth"）的报告中指出，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这四个接受救助的国家均在"五大竞争力提升最快国家"之列。
这些国家都实质性地削减了人工成本，减少了经常账户赤字，收缩了公共开支并在实现收支平衡上取得了进展。
高企的失业率成为了它们巨大的污点。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超25%，超半数的年轻人无法实现就业。
此外，它们的复苏同样都伴随着更加沉重的债务负担，尽管还本付息（援助资金)的压力由于债务期限得到了延长而减小了。其中，希腊的还本付息期限可能还会被进一步延长。
乐观的欧盟官员认为，外围国家将是未来数年欧元区最具经济活力的地方，因为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接受了IMF救助后的印尼和韩国的经济表现就很好。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同时也是法国政府政策规划部门负责人的Pisani-Ferry认为，南欧国家的"去工业化"可能是不可反转的。
关注的焦点现在正向欧元区第二、三大经济体法国和意大利转移。当初它们既没有接受救助，也没有实施很多的改革。
尽管有政治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意愿的意大利执政党——民主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上取得了空前胜利（获得了40.8%选票），然而考虑到意大利地方性政治的不稳定性，而既得利益者又持久地把持着权力，加之其法律制度的缺陷，总理Matteo Renzi仍然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与挑战。
面临着最大挑战的可能是法国。以"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为政治口号的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上的胜出削弱了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实力，而当时他刚刚决定减缓企业的税收和监管负担。
奥朗德本应继续在法国实施必要的变革以恢复投资并创造就业。然而支持率的下降，可能会令他失去这样的权利。
同时，希腊极左反紧缩政党以及西班牙的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支持的现实也在向其国内政府施压，要求减少削减开支的程度和结束那些不受民众欢迎的经济改革。
鲁比尼曾警告过：
反对紧缩和改革的社会、政治力量可能会变得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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