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外资工厂外迁的报道"此起彼伏",看起来由于人力成本的上涨，中国的出口行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出口行业）正面对史无前例的困境。然而最近瑞银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仍有能力保持在出口行业中的优势：
虽然成本不断上升，但中国仍将维持其出口部门整体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出口业的生产部门逐渐沿着航道和铁路网络从沿海地区迁移到内陆省份（以物的流动替代人的流动？）。与沿海省份相比，内陆省份的生产成本通常更为便宜，因此如果能把部分生产流程转移到内陆，将能降低成本，降低制造业迁移出中国的需要。
（如下图所示，左边涵盖的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右边涵盖的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安徽、陕西和江西）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出口业集中在长三角（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加上山东也占了一小部分。在过去几年，它们加在一起占了中国总出口份额的约75%。从2008年开始，来自部分内陆省份的出口（沿着主要江河和铁路网络，以及出口导向型产业迁移的目的地）的增长一直快于那些沿海地区的增长，它们的出口份额从2008年的4.6%上升到2013年的8.4%。
（如下图所示，最近几年这些内陆省份的出口符合年增长率CAGR已经大幅高于沿海）
不难看出，这些内陆省份过去都是农民工输出的大省。看起来，内部省份输出过剩劳动力"帮助"沿海地区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穷途"了，而新一届政府推出的新型城镇化计划（没有产业支持难以盘活小城市经济）和"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计划（"路通则财通"）看起来正是顺应产业转移趋势"顺水推舟"的政策措施。
通过货物的迁移替代人的迁移，可能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中的很多矛盾——从微观的层面看，内陆省份的劳动力在本地就能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了农民工迁移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比如说留守儿童问题），这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谐和团结不应该是手拉手一起走的效果，更多应该是各有各的平等发展空间）；从宏观的层面看，把部分产业内迁能缓解沿海城市发展经济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过大压力，给产业升级留下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三星Galaxy手机就是韩国工厂生产的，这可能说明了发达经济体也能容纳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拉近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距，甚至化解内陆小城市的房地产供应过剩问题。
然而这个产业转移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其中涉及大量的地方政府利益问题。据21世纪网《长江经济带"地方版"课题进行中 产业外移待解》的报道：
除了产业外移以外，目前各地经济发展重要平台——产业园区之间的合作也是长江经济带可能进行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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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刚认为，可以在这一经济带中探索实施园区互动联盟，"从东部向西部引入品牌、管理，从西部向东部输入技术人才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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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更为广泛的区域之间产业园区深度合作的障碍在于无法解决收益如何分配、产值如何计算，甚至名字怎么叫的问题。"一位产业园区研究者称，"背后都是地方利益。"
"上海在长江经济带中的机会在于生产性服务业。"陆铭说，"目前上海'四个中心'的基础实际上还是制造业，而随着长江经济带在内陆产业布局的推进，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服务于这个'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
保护地方的经济利益无可厚非，然而绝不能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深化市场制度的改革，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产业转移理应是一件"水到渠成"而且多方共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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