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3年进入华尔街，我那年赚的钱是前一年收入的14倍，是我父亲最好年份收入的3倍。为了赚到那些钱，我帮助公司设计了许多金融产品，把它们包装得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需要很复杂的数学知识才能弄明白。于是我第一年就受到了老板们的热情赞赏，他们称赞我很聪明并额外给了我2万美元奖金，这让我惊喜不已。
我们将这些产品卖给许多投资者，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白自己买的是什么。我们称他们为"无知的日本人"。我们公司的利润极为可观，高达数亿美元。5年来我们最赚钱的产品是一个行话称为"YIF"的产品，即远期收益率指数（Yield Indexed Forward）。
但后来，投资者越来越聪明，他们意识到他们买的东西很复杂，充满了隐藏的杠杆，这些杠杆在市场承压的时候变得极为危险。
我从来没有和买家见过面，这是别人的事。我只是待在幕后。我的工作是通过和数学和巧妙的交易来挖掘更多的价值。但日本人会将我们竞争者的文件传真给我们。文件显示，许多竞争者的产品比我们更加大胆，而且卖得比我们更多。我们和日本客户的会谈结束时，他们总是敦促我们说："我们不能落后啊。"
我曾经天真地问，这样做合适吗？然后我就会不断收到律师和经理们的确认，表明他们同意这样做。
一个高级交易员告诉我："你现在是在一个大的市场中竞争。如果客户想要一套红色的西装，你就卖个他们红色西装。如果这个客户是日本人，你就向他收取两倍费用。"
我意识到，我们公司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遵守华尔街的规则，努力不触犯法律条文。我们尽力遵守一条不成文的"五点原则"：永远不要试图在一个客户身上获取超过5%利润。
但一些竞争者才不管这些规矩。他们从每位投资者身上赚取7%-10%的利润，将充满各种隐藏陷阱的奇怪的产品卖给客户。我一直觉得他们最终会面临法律的制裁，至少也应该受到公众的责难。
但他们没有。相反，他们赚得更多。他们是真正的冒险家，尝到甜头后又推出更多的同类产品。
产品的持续畅销逐渐打消了我的担心。我会感到羞愧吗？省省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我的数学技巧感到自豪。从小到大，我一直都都藏着掖着，生怕被人们贴上"怪胎"的标签。自尊和金钱是治疗内疚感的灵丹妙药。
在华尔街浸淫了几年之后，我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赚钱，你可以玩弄任何人和任何事。你越聪明，你就越有可能发现并利用监管或法律的漏洞，你就越声名卓著。
没有人会停下来，没有什么是不敢做的。这就好像你一直把车速限制在79公里/小时，但你却一直看到别人加速到100、110，轻松把你超越，而你却从来没机会超赶其他人。
华尔街确实对那些试图把速度降下来的监管者点头致意，礼貌的挥手。每年，所有员工都要完成一个年度的合规培训，在培训中他们会学到远离洗钱、内部勾结、内幕交易，以及如何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客户。
在2000年初期的几年，这种合规培训已经沦为一年一度的形式主义。培训变得只有一个小时，而且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大厅进行。每个人都必须去一次，听完演示文稿，然后签到离开。
到了2007年，这种伦理教育已经形同虚设。你甚至不需要到场，只需要在网上就可以完成课程。面对长达一个小时的演示文稿，你只要不断的点击"下一页"按钮就行，哪怕你的注意力在其他地方。一些忙得不可开交的经理无暇处理这种"琐事"，只需要付钱让年轻的雇员代他们完成。
一种无需核实风险的文化充斥着华尔街，交易员变得越来越大胆，腐败在整个系统中蔓延开来。到了2006年，只要你查看一下几乎任何一桩大型交易过程，一定能找到一些违规之处。
2008年危机之后，监管者终于开始动手整顿。查出了一大批诸如LIBOR fixing、FX、ISDA Fix等丑闻。
在外人看来，这些名字复杂而奇怪的丑闻像是来自华尔街最不易察觉的阴暗角落。但其实不是，LIBOR、FX、ISDA都是金融最核心的要素，每天有数万亿美元的交易都与它们相关。这些骇人的丑闻中揭露的都是华尔街日常的惯例性业务操作。
我猜那些在丑闻中被揭发出来的人会真心觉得冤枉：为什么是他们呢？他们做的正是其他人也在做的，只是可能更加激进，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只是在做一直被灌输的事情：绕过规则，尽最大的可能打败竞争者。毫无疑问，他们过去这么做都会受到褒奖，但这次，他们成了替罪羊。
这就到了问题的核心：谁应该为此负责呢？一定有人承担责任，但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却逍遥法外。这些人是老板，是经理，是CEO们。是他们设立了标准，培育了这样的文化；是他们愉快地管理这华尔街，并从华尔街的失控中大赚特赚。
为了震慑华尔街的疯狂行为，我们应该惩一儆百。监管者的条例应该被遵守，而不是被利用。经理们明白在发生什么，随便问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人，他都会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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